骨科“责任与奉献”主题演讲比赛演讲稿之六

这种年度计划的通过权已经远远超出了常委会日常工作的安排，而是在给常委会布置工作，是把委员长会议当作了常委会的领导机关。

新参与式民主理论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功能都是面向中国当代政治问题与政治实践的，即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扩容提供民主论的准备。这只能是一种弱民主，是对民主本来含义及其丰富性的阉割。

笔者以为共和主义民主理论对民主提出了逻辑上最完整的论证，但它的命运却吊诡得很，它同时具有浪漫的古代和尴尬的现代。关于参与式民主的适用范围对我国民主实践的意义，胡伟着重指出：尤其在我国，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是，当前参与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大有成为主流的趋势，在此情况下，进一步了解参与民主的实质，把握民主与参与的辩证关系，辨明代议民主与参与民主各自的适用范围，是极为重要的。[40] 之所以选择参与而非协商，是因为笔者判断协商并非民主的本质，参与才是。新参与式民主理论接纳辅助原则作为确定直接参与范围的有效根据，但不限于此。但是，民主理论内部并非一致，存在着不同的理论类型并支持不同的实践。

[34] 参见王锡锌：《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一个理念和制度分析的框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13页。在中国法政理论界，政治学家王绍光教授通过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对代议民主提出了系统化的批评[3]，行政法学家王锡锌教授初步建构了行政过程的公众参与理论体系与制度框架[4]，协商民主理论家何包钢教授提出了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实验转向[5]。协商原则和参与原则之间确实存在紧张，这典型表现在协商民主对于代议民主的暧昧态度之上。

新参与式民主理论建构的主要目的在于为中国转型政治的扩容提供民主论准备。经过罗马和中世纪的漫长过渡，西方整个经历了一个专制的时代，一个教权与王权攻守易形的时代。1970年，美国的卡罗尔·佩特曼教授发表专著《参与和民主理论》，将参与从微观领域扩展至政治领域。[47]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推荐序言（胡伟），第13页。

但是也有例外，如2007年厦门的PX事件就是一起行政过程成功的公众参与事件。新参与式民主同时追求一种最大参与的状态，并认为这是兑现参与式民主所指向的教育功能的逻辑结果。

但是，协商原则指向的理性化需求在微观层次民主中需要让位于参与原则指向的教育功能设定。因为简单的票决式民主假定具有投票权的个体的偏好在投票之前是给定的，无需也不可能通过协商过程进行转换，决策结果只需根据投票结果来确定就可以了。以公众参与为基本特征的民主显然需要一个与代仪式民主层次相当的理论身份，新参与式民主理论即自觉承担这样的命名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在论述基本范畴时将参与和协商并列并不意味着新参与式民主理论是参与式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的简单拼合，二者之间的规范关系在说明该理论的原则体系部分已作交代。

特别是行政国家的现实使得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所依赖的代议民主逻辑受到严重质疑和挑战。当然，居委会层次的自治民主不发达，并不意味着更高层次的地方自治和地方民主也不应该发展起来——相反，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的深化，超过居委会层次的城市地方自治和地方民主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只不过与此发展相对应的参与式民主不再可能是强形式的权力型参与，而是弱形式的权利型参与。进而，新参与式民主依据决策权的差异将参与分为强形式和弱形式两种，强形式即具有公众决策权的参与，这是一种权力型参与，它的典型形式即为直接民主，适用范围为有限的基层治理单位，如村民自治中的村民会议、小区自治中的业主大会、公司治理中的股东大会等，其基本特点是参与者和决策者合一，议程由参与者设定，每个参与者享有平等的投票表决权。当然，协商民主论者内部也有主张更高程度的参与形式的，他们一般认为普通公民更直接地参与决策是保障协商民主所许诺的各种道德价值得以实现的最佳途径。

密尔进而与卢梭一样强调大众参与所具有的教育功能，认为人民只有在微观上得到丰富有效的参与，才能学会如何管理自己并适应宏观政治的基本要求。一般认为，协商民主同时建立在自由主义理论和批判理论的基础之上，它既强调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又关注个人在公共生活中如何摆脱压制性力量的进步性解放。

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将主要讨论新参与式民主理论在政治民主与社会民主领域的适用，对于经济领域则认为还不具备推行参与式民主的基本条件。对代议民主论的简单化理解是对民主理论与历史的无知。

因为民主是可分的，因为划分之后的不同的民主场合，公众的权力/权利配置是不同的，所以公众的责任、角色与结果期待也将不同。[13]在这里伯里克利已经将现代协商（审议）民主理论的基本逻辑凸现出来了，即通过讨论（协商/审议）过程为明智举动（更加理性的决策）做准备（协商环节为最后的决策环节服务）。不过，这不妨碍协商作为参与式民主基本范畴的有效性，因为协商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纠正强形式的票决式民主的弊端而发展起来的。博丹、霍布斯及卢梭均为这一时代任务所困扰并将各自的理论重点聚焦于这一任务，他们共同完成了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主权论证。参与依赖于不同的决策体制可以区分为权力型参与和权利型参与，前者指向公众集体决策，后者指向代表或国家机构决策。按熊彼特的理论，大众对于民主政治的参与似乎只有选举一种，对于更加日常的重大事务则被隔离于议会及其他国家正式权力机构之外。

[16] Edmund Burke, Burkes Politics, R. Hoffman and P. Levack, eds.(New York: Knopf, 1959), p.115.[17]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修订2版，第125页。这样的协商民主是朝着参与方向缓和了协商原则和参与原则的内在紧张，这样的协商民主可以称为参与导向的协商民主。

（二）新参与式民主理论的优越性及其适用范围1、新参与式民主理论的优越性新参与式民主理论的优越性是相对于原有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而言的，并非相对于代议民主理论而言。尽管在政治正确的层面我们承认了人大民主之外的协商民主，以及作为补充成分的党内民主、行政民主、基层自治民主，但一种以人大制度为背景并基于对世界民主历史的简单化理解而形成的代议民主思维却日益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惯性思维，这对于中国的民主实践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危害，比如以直接民主原则为核心的村民自治却在人大制度的优势和不当的制度试验目的之下逐渐被引导向一种代议民主。

密尔是代议制民主理论的重要代表，其名著《代议制政府》是专门论述代议民主原理的学术作品。代议民主模式在国家民主及广泛的地方民主中获得了普遍的成功，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也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强化了人们对代议民主（自由主义民主）的信心。

但民主理论并非共和主义一翼。■面向中国问题的建构意识：笔者建构新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基本背景是为中国的村民自治提供一种全新的接纳直接民主原则的民主概念，因此理论建构自然考虑到在中国民主实践中的适用前景。笔者愿意在此凸显这两种理论的内在紧张。这是直接民主的古典形式，以参与和直接决策为基本特征。

[39]笔者以为，为了提供给各个层次不同的民主需求以相对清晰的概念和原则，需要对代议民主之外的所有公共生活中的民主形式进行理论上的整合。在近现代民族国家通过主权概念基本完成理念与制度建构之后，共和主义民主遇到了特殊的困难，即所谓的民主的规模难题。

[24]这些公众参与的社会事实很自然地受到了理论的回应与支持。[18] J·S·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三章并第55页。

城邦政治以雅典为典型，城邦的重大事项由全体公民在广场上公开审议和表决。d)作为自由与民主的价值协调，政治和社会领域是更加典型的参与民主适用范围。

审议性政治同样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因此，新参与式民主理论在完成对参与式民主的明确界定之后，其自身的有限性乃至局限性也立即凸显——但这种凸显恰恰不是新参与式民主理论的不足，而是其有效性的保障。要使参与式民主保持可持续性，就必须同时关注民主决策的理性化和民主参与的社会建构性。遗憾的是，一些当代重要的民主理论家在肯认公民参与价值的同时，仍然隐含着将参与和选举等同的理论逻辑，如俞可平在《增量民主和善治》一书中将公民政治参与和选举等同，在其所附的中国民主治理的主要评价标准及指标一表的公民政治参与项下的八大指标均与选举直接相关。

[18]密尔在这里讨论的是市镇规模以上的政府类型，认为代议制是最优的，他所提供的代议民主理论是针对国家民主而言的。通过新参与式民主的理论建构为中国转型政治的扩容提供有效支持，建设富有生命力和层次化功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支撑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与和谐社会建设，这是本文的主要理论目的。

现代国家的立法过程同时又是代议民主过程，人民选举代表，由代表来行使立法权力。■坚持将权力的公共性作为该理论的逻辑起点，确认了该理论的共和主义民主性格。

新参与式民主理论在此便显示出其优越性，它明确告诉人们，行政过程的公众参与是一种弱形式的权利型参与，不是公众决策，因而公众应该明白何者可期望以及何者不可期望。伯里克利认为，政治领袖不是将讨论视为行动道路上的绊脚石，而是将其视为任何一种明智举动所必不可少的准备。